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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漫:“健康老龄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则意味着该国家或地区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达到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长期处于年轻社会,当今全球正以惊人的速度迈入老龄化社会。至2020年,全球已有13个国家成为“超老龄化”国,即20%以上的人口超过65岁,而到2030年“超老龄化”国家数量将升至34个。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大陆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为2.64亿人(日本和俄罗斯人口之和),已占到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全国31个省份中,有16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500万人,其中,有6个省份的老年人口超过了1000万人。我国2022年起预计将保持在1000万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2025年老年人口数量增至3亿人。迈入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是人口问题是全球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当代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老龄社会的挑战不是简单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老年人健康、医疗和养老的问题,而是老龄化社会面临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系统性和结构性挑战。

“健康老龄化”是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有效措施。“健康老龄化”概念在1987年5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上被首次提出,并于1990年世界老龄大会上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一项发展战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将“健康老龄化”定义为“发展和维护老年健康生活所需的功能发挥的过程”,其中功能发挥是指个体能够按照自身观念和偏好来生活和行动的健康相关因素。1994年2月,邬沧萍教授在中国老年保健研讨会上在国内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党和政府高度关注人口老龄化并颁布了系列法规政策。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等多项举措,旨在促进健康老龄化。2017年3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指出健康老龄化即从生命全过程的角度,从生命早期开始,对所有影响健康的因素进行综合、系统地干预,营造有利于老年健康的社会支持和生活环境,以延长健康预期寿命,维护老年人的健康功能。2019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按照老年人健康特点和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围绕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六个环节,提出了具体工作任务,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性文件。20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上述政策文件是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坚实基础。“健康老龄化”一经提出,便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从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展开研究,不论是对“健康老龄化”的理论探索,还是对“健康老龄化”的政策指引发挥了积极作用。整体上看,“健康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健康老年人口数量占比不断增加,健康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生命质量不断提高,而从个体上看,学界对于健康老年人的定义有所不同,《老年医学名词2017》一书中将健康老年人(healthy elderly)定义为“具备形体健康、功能正常、没有疾病、心理健康、适应社会五条标准的老年人”。有的学者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认为健康老年人应该是身体、心理、社会适应的功能完好;还有的学者认为健康老年人应该身体、心理、社会适应功能完好的基础上,智力和经济水平的功能状态良好。在健康老年人/老年健康的相关研究中,一些学者都过于强调老年人是否患有疾病,而忽视作为社会人的老年人的社会角色扮演和社会价值发挥。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居民自身,同样老年人也不例外,因此到了老年时也应主动积极地过好健康生活并维护自身的健康。“健康老龄化”的含义是要使人到了老年时(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的定义为60周岁以上的人群,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认为65周岁是分界点,我国则界定年满60周岁的公民为老年人)还应该是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对老年人来说,什么样才算“健康”,这就是要明确对老年健康的内涵,到老年不应以有没有疾病来衡量,而是以具有日常生活功能(ADL)或进一步具有社会生活功能(IADL)作为“老年健康”的标志,若要使得到了老年还具有社会日常生活功能,那就一定在全社会,从幼年时就开始贯彻“健康老龄化”策略,即要在生命的全过程、全周期贯彻“健康老龄化”策略。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促进“健康老龄化”作出了整体布局,随后于2017年出台的《“十三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更标志着我国健康中国战略中“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地位。此后,“医养结合”“长护险”“家庭病床”“互助养老”“智慧养老”等名词如雨后春笋般涌入大众视野,这是社会各界对“健康老龄化”这一战略目标的努力成果。然而,“健康老龄化”战略目标实现的道路上仍有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管理思路与管理模式需创新。课题组调研发现,在落实政策相关工作过程中仍较多出现“本位主义”思想,缺乏部门间的分工合作,链条式、碎片化的管理不利于利好政策的纵向渗透和横向铺开。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紧密结合中国国情,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和立足全人群的理念出发,利用现代科技,将医疗、养老、物业等服务整合,居民小区设立老人生活指导中心、银发顾问、老年人生活指导员,以云+端,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助力健康老龄化,坚持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出老龄化健康领域的相应标准,尤其是在分级诊疗制度、适老化改造、长期照护、智慧养老等方面应加快推进标准建设,进一步完善约束和激励机制。

第二,人才培养与人才管理需加强。老年健康相关工作是复杂的,并非流程化、机械化的简单操作,在人才培养方面,在职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一方面基于当前老年群体需求“量体裁衣”,注重增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提质,培训更多有仁心、有能力、有魄力、有毅力、有效力的人才,另一方面需在高等医药院校设置老年医学、老年药学专业和老年护理专业,在综合性大学设置社会老年学必选课,并加强老年基础医学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此外,在人才管理上,应兼顾物质(薪酬、职称晋升、工作环境等)和精神(人文关怀、压力疏导等),健全激励机制,完善职业发展体系,提高养老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第三,智能技术与实体医护需结合。随着现代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养老等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医养服务供给模式应运而生,智能技术在服务便捷性、及时性、可及性等方面的确具有明显优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智能技术是丰富老年健康服务的手段,而非老年健康服务的核心,在老年健康相关服务过程中,应在保证医疗和护理的安全性和优质性的基础上,注重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针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提供相应的智慧养老服务,合理利用智能技术,卫健委加强与公安、城管、街道、移动运营商等多部门的数据协同,充分利用各部门数据以及疫情防控积累的变量数据,不断提高居民健康档案的建档率和慢病管理覆盖率。由社区医院为老年病人根据病情办理网上挂号或社区医院志愿者或护工陪伴就诊、家庭医生帮助有困难的老年患者去三甲医院就诊是现阶段跨越数字鸿沟,打造便于老年人使用的互联网医疗系统和智慧技术与实体医护相结合的社会生态。

第四,养护照料与价值发挥需同步。老年人由于其身体机能不断衰弱,疾病易感性等,通常会被社会认定为是弱势群体,因而容易忽视其潜在的社会价值。应科学评估老年人健康状态,对于身体状况较好的中低龄老年群体,应积极发挥他们的社会价值,释放健康红利和智慧红利,增加他们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互动,减少社会隔离、内心孤独、社会剥离等给他们身心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老年人及其家庭应主动学习基本的健康知识,保持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推动老年友好家庭的建设,营造一个年龄友好的社会环境。

传统意义上,老年健康水平的提升多为单向性,即由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向老年人提供服务,以保障其健康状态,提升其健康水平。但,我们也不容忽视老年人在其健康促进中、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老年人不应被看作是社会的负担,而是推进社会发展的一股力量,在健康老龄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余热,达到“健康老龄化”的“内外合力”,实现以“尊重”“权利”为前提,以健康、参与、保障(探索多种以社区、居家养老的模式、发展公益性的社会养老机构,解决“养老贵”的难题、为失能老人创造多种类型长期照护、护理等养老机构、进一步探索和设立老年的养老保险与补充老年健康保险等社会保险等)为支柱的“健康老龄化”战略的动能转换,目的在于促进老年人与社会的融合,一方面通过社会支持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通过老年人余热的发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健康老龄化”既是个经济社会问题,也是个市场问题,不应把它看成社会包袱,“健康老龄化”蕴含着多元化的产业链和特殊性的生产力,应重视在“健康老龄化”进程中内生动力与活力,可以做到老有所为,以老养老,成为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重视并发挥老年人口健康红利和智慧红利,保障老年人生理、安全、社交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让老年人不同程度地劳动、学习、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中有自尊地养老,快乐幸福地生活。

(作者:王红漫,系明升体育官网“健康中国理论与实证研究”课题组负责人、CHEA老年健康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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